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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圍繞疫情擴展中各國政府的制度應對與政治責任，在國內輿論和全球範圍內已產生持續性的論辯。

較為常見的一種聲音是對“中國責任”的檢討與追究，但這種討論似乎已經超出理性與法治的範疇，而呈現出種族主義甚至國家體制間敵意的傾向。

更有甚者，共和黨籍眾議員班克斯提出一項跨黨派決議案，要求中國政府對早期“不當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錯誤行為”負責。與此同時，另一名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約什·霍利在參議院提出議案，要求對中國“早期掩蓋疫情傳播情況對美國以及全世界人民造成的傷害”進行量化，為受到影響的國家向中國索賠。

特朗普對“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的推特使用使這一種族主義的責任論辯達到高潮。儘管中美兩國最高元首的直接互動，抑制了該命名在國際高層政治中的擴散，但一些高級官員、媒體記者與普通民眾仍在使用。

聯繫歐美出現的針對華裔的種族歧視言行與暴力事件，“中國責任”在國際政治和國際輿論場中很難完全消解。甚至還有政客揚言對中國進行“秋後清算”。而中國積極的對外抗疫援助，也未必能夠完全彌補這一裂隙。

客觀看待此次疫情的中國責任，不僅僅是種族責任，還觸及政府與體制責任。事實上種族責任是容易駁斥的：

其一，頻繁使用“中國病毒”、“武漢肺炎”等名稱的政客、記者或知識分子，大多具有一定程度的反華投機背景或意識形態偏見，此次疫情不過提供了一種新的標靶而已；

其二，種族歧視性的歸責言論在西方自身的主流輿論和知識氛圍中，也會受到持續性的質疑和批判，因為西方歷史上的種族歧視陣痛猶在，煽動種族暴力會傷害西方社會自身的團結與安全；

其三，從歷史比較而言，人類遭遇過多次重大的瘟疫，前所未有的病毒超出了人類通常的知識與制度預防的範疇，不可能簡單歸責於任何一個國家或政府；

其四，疫情損害不僅針對人類的共同健康與安全，也針對全球化經濟活力與人類發展前景，種族論調既不利於全球抗疫合作，也不利於全球經濟恢復。

當然，不同意“種族責任”的西方人也可能進一步追問中國的“政府責任”。包括特朗普在內的西方政治家有一種言論傾向，認為中國政府在武漢爆發疫情的初期有隱瞞信息、打擊李文亮式吹哨人，以及遲延推動全國抗疫管制與對外疫情信息分享的治理責任，因而是需要問責的，甚至美國已有涉及此類追責的法律訴訟。

如果説這樣的“政府責任論”尚在各國之間推卸抗疫責任的策略範疇的話，有些西方政客與媒體的操作則具有顯著的“冷戰主義”意藴，他們將責任進一步歸向中國的集權體制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甚至有人希望中國的疫情演變為一場中國版的“切爾諾貝利事件”，期望一種“歷史終結”的中國故事儘快上演。

觸及深層意識形態與體制之爭的歸責論辯，是穿越種族責任表面迷霧之後更尖鋭的國際政治對立和衝突。事實上，在中國國內亦存在一定的勢力和言論將疫情責任指向根本體制，企圖推動發生一種對“新時代”體制的政治逆轉。這些已然超出疫情防控甚至一般性政府治理責任層面的政治論辯與鬥爭，觸及到中國的政治安全與中國的全球化戰略前景，必須進行正當合理的澄清與反擊。

討論疫情防控的政府責任或體制責任，必須具有動態、比較與全球競爭的視野：

其一，中國國家治理整體上處於從維穩控制型體系向精細法治型體系轉變之中，在維持基本政治安全與權力集中的條件下，中國正在開展一場包括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及問責制等規範要素在內的新治理實驗，但其轉型難度不小，新舊制度的協調與整合還在調適演變之中；

其二，中國在疫情早期客觀上對新病毒性質、傳播規律與傳染危害性認知不足，科學判斷與政治決策存在一定的時間滯後性，且封城管控對經濟社會損害極大，這對每一個政府包括西方民主政府都是嚴峻挑戰，責任論辯必須將客觀決策難度納入其中，不能做事後諸葛亮；

其三，內部治理層面，對“李文亮吹哨事件”、“方方日記”等，社會上出現了截然相反的激烈爭論，政府應對上逐步回到了監察問責、包容討論與及時迴應的理性軌道，追授李文亮為全國抗疫先進個人並撤銷訓誡令，追究相關公安人員的責任，對方方日記則採取視其為民間一種正常聲音的立場；

其四，疫情治理上，中央數次派出專家組、監察指導組進駐一線並集中全國力量支援武漢，控制疫情，為全球防疫贏得寶貴時間，甚至早於1月3日已向美國通報有關疫情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