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樂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舊邦新造：1911-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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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衝擊下，歐盟也能變危為機？
長期以來，歐盟一面受困於“南北矛盾”——經濟發展不平衡，一面受制於“東西裂痕”——不斷東擴的歐盟無法實現政治一體化，反而被美國“摻沙子”。我們需要看到，歐盟領導層並沒有美國特朗普政權的“霸權失落”心理負擔，在對華交往方面總體上要理性得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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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為何讓許多人既同情又厭惡？
“歐洲公法”時代的終結帶來了波蘭的復國，施米特將德國視為巴黎和會上的被壓迫者，並以19世紀為參照，將戰後的國際體系視為一個紊亂和無效的體系，進而着手建構一個以“大空間”為基礎的新國際法理論。在這一理論中，同樣缺乏波蘭的自主空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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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人遇到門羅主義，中國就慘了
在1919年美國的內部政治鬥爭中，我們可以看到，威爾遜的政敵們恰恰認為威爾遜的國聯計劃背離了門羅主義傳統，有可能導致一個歐洲國家主導的國聯干涉美國以及美洲事務，美國不僅可能無所得，甚至還可能有所失。[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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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研究生，需要探索中國思想的可能性
海子把屈原的白鞋子留給了我們，我們要繼續走他沒走完的路。如果説三十多年前，海子探索了漢語詩歌的可能性，今天，我們作為北大的研究生，需要探索的則是中國思想與中國學術的可能性；我們的貢獻終將在“全世界的兄弟們”的見證下，被歷史認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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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土耳其，自康有為那會兒就被湊在一起
在中國處於歷史低谷的時候，康有為就撰寫了《大同書》，想象了一個超越“萬國競爭”的世界。在120年後，中國已經有了更強的物質力量的時候，我們更沒有理由閒置自己的批判力與想象力，繼續“尾隨者”的心態與姿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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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美爭議比作“英德之爭”恰當嗎？
英德衝突發生在一個帝國主義時代，近代西方列強的發展乃是以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的依附地位為代價的，德國崛起並不改變這個基本遊戲規則。相比之下，中國的崛起客觀上衝擊了這個仍然充滿剝削與壓迫的國際秩序，因而也會引起既得利益者的阻擋，但這從本質上不同於一百多年前的英德衝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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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中華，並非“想象”出一個民族
《重塑中華》覆蓋的時段截止於1949年，但其問題意識絕非僅限於近代。任何優秀的歷史作品，都不僅是關於過去的，而是用過去觀照未來來，“通古今之變”。既然中華民族認同的塑造仍然“在路上”，“一”與“多”之間的張力也將長期存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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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上一個五百年，才能想象下一個五百年
我們該如何理解國際秩序與國際法？瞭解近代以來的列強究竟是如何理解他們自己的帝國事業，以及他們所建立與主導的國際秩序。這可以使我們對於霸權秩序的批判更為準確和有力，同時對於國際秩序建構的原理，獲得更為深切的理解。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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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井岡山到全球秩序：中國與“大國協調”
中國要推動建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否意味着接過美國已經無心推進的基於資本的“大國協調”方案，只不過將領導者換成了中國呢？中國期許的世界秩序，不是將一個原則強加給各國，與基於某個單一原則的“大國協調”，本質上並不相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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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病夫”的自救：康有為眼中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康有為對土耳其1876年立憲的描寫，很可能是以戊戌變法作為經驗模型，而“賢相”阿士文的形象，幾乎就是他自己的寫照。他在書中寫道中國與土耳其被西歐譏諷為東方兩病夫，中國正在進行維新變法，產生了走出土耳其困境的可能性。[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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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直的特朗普發話，咱數數哪些奴隸主國父的雕像可以拆
長久以來，許多知識人熱衷於比較近代中國革命與美國革命，併為中國革命的激進性和持久性而深感遺憾。但讀了卡根和弗格森的作品之後，我們可以對這種比較的方法論有所反思。事實上，兩地革命有着極其不同的條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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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君憲派何以從中心走到邊緣：以康有為為例
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前，歐洲有19個君主國家，只有3個共和國（法國、瑞士及1910年才轉為共和國的葡萄牙，如果算上“迷你”的聖馬力諾，也就4個）。因此康有為有充分的自信認為，君主制是主流政制，甚至積極提倡複製19世紀歐洲王朝國家干預共和革命的經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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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斜陽：康有為眼中的奧匈帝國
中國國內新政的推進，牽引着康有為對奧匈帝國的思考。他意識到，一套形式上的立憲制度，未必能直接帶來國家的興盛。而在清王朝崩潰之後，建設具有政治整合力的政黨，就成為他的優先考慮。於是1899年康有為成立“保皇會”並計劃着一系列政黨的改組和變革。[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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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秋菊到WTO，中國製定自己的遊戲規則
從秋菊到WTO，一個是遙遠山村的農婦，處在基層的底層；另外一個，屬於世界貿易的“頂層設計”。秋菊也許一輩子都理解不了WTO的運作，但那些同時理解了WTO與秋菊的法律工作者，也許可以讓WTO更多地服務於這片土地上的“秋菊”們。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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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民主化”能消除腐敗是個偽命題
每個國家對腐敗的界定不一樣。在美國，很多權錢交易已被合法化。如政治獻金，説白了就是財團出錢買政客的政策。中國政治制度不一樣，不少在美國合法化了的權錢交易形式，在中國是非法的。美國選民覺得把腐敗分子選下去，可以構成一種懲罰，心理上有那麼一點安慰，中國則是採用其他手段。[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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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康有為特別關注路德？
作為儒教的革新者，康有為特別關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並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細閲讀，我們可以發現康有為評價路德的標準實則十分怪異——在康有為看來，路德之偉大，不在於統，而在於分——他引發的宗教改革使得歐洲變得極其碎片化，同時削弱了羅馬天主教廷和神聖羅馬帝國。而歐洲的近代文明，就是建立在分裂和競爭的基礎之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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