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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為何中國主動提出減排承諾，不晚於2030年達到碳排放峯值？

鄒驥：非常簡要地回答你這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在發展中國家裏能夠主動地提這件事——看上去是有點吃虧的，節能減排會影響到經濟發展。原因主要是還是我們自己認識到要做這件事情。過去是別人讓我們做，我們不做，頂着；現在呢，別人即使不讓我們做，我們自己也要做。

有兩個基本原因，一個是環境，我們確認氣候變化是一個科學事實，而極端的氣候變化對全球人口都有影響。中國佔了全球16%的人口，所以氣候變化有16%是在影響中國人。此外中國這麼大的幅員，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很脆弱，鬧災的頻率越來越高，所以我們得做點事兒。

第二從發展利益上來看，過去一直把減排作為負擔，但依然還是要付出代價和成本。我們現在發現，由於發展形勢發生了改變，人均GDP從1992年的七百美元，現在到了七千多美元快八千美元了，像東部城市、像這裏（上海）都一萬多美元了。那麼發展到這個階段意味着什麼呢？就是靠過去這種高能耗，高排放，高要素投入的發展道路難以為繼。如果人均GDP還想再往上，從七千五百美元翻成一萬五千美元乃至三萬美元，走向發達國家，不能光靠能源密集型重化工業、污染環境、消耗資源。過去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現在這條路已經走到頭了。

再這麼走，就會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了。必須要尋求一條新的發展道路，我們叫發展路徑創新，就是要讓增長率更多地來自要素投入效率的提高。這個時候，它和保護全球氣候、減排的利益就一致了。所以我們自己也得做這個事。也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可能還處於工業化的早期，但我們已經是中後期，所以感受可能還是不太一樣。

另外，中國也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能光考慮自己，全球的事情也得考慮。現在全球氣候治理是一個重要的平台，你在這個領域裏找到合適的定位，做出自己的正確的選擇、行動，也有利於你在其他的全球治理的領域裏面樹立形象，確立自己的地位和話語權。我們也要注意到世界最新的發展趨勢，就是要低碳。低碳發展已經不是一句空話。一方面要付出，有投資，有成本；另外一方面，它又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大量的商機，有可能變成全球經濟恢復的一個新引擎、新動力。另外要注意到，新一輪的科技革命的趨勢裏，低碳的元素是非常明顯的。

圍繞着提高效率以及發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新一輪的科技革命正在發生。如果我們不趕上這個浪潮，也有可能在十年二十年之後，我們就又落後了。

我們戰略目標是要讓中國成為一個先進的發達國家。我們不能想象，十年二十年後GDP可能上去了，但依然是一個非常粗放的、非常污染的、效率很低的國家——其實這樣也不可能上去。所以，我們做出這個承諾是內外考慮的一個綜合結果。

另一方面我們也回顧了工業化的歷史，發達國家的人均排放大概在70年代就到峯值了，這也是一個規律，是一個經濟體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後工業社會的一個發展規律。因為經濟結構不一樣，資金來源不一樣，增長的源泉不一樣，所以排放的軌跡或者説發展的路徑都不一樣。

中國設立這個目標概括為八個字叫做“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也不是説無限制地、超越現實條件地去設立這樣一個目標。我們也做了考量和比較。這也符合大的經濟發展規律。

我們回顧了一個半世紀以上的發展史，美國的、歐洲的發展史，用長時間一系列的數據做了研判。我們覺得（碳排放）峯值管理和路徑管理也應該納入到中國戰略管理的議事日程，而且是我們主動地、能動地去管理。這樣有望比發達國家峯值來得更早，來得更低。

其實我們是在做一個前無古人的、創新性的舉動。為什麼敢這麼説、敢這麼想？因為我們有後發優勢。英國當年修地鐵、建房子的時候，它的鋼筋、水泥的生產過程的排放（無法量化），當時他也沒有計算機，也沒這些技術，而我們今天有了這些技術，應該能做得更好。

觀察者網：中國是一個大國，區域的差異也是非常巨大的。對於北京、上海這樣大城市來説，高能耗高污染的產能被關閉或轉移，是有利於當地發展的。但是對於有些地方，如此前媒體報道的山東臨沂，一刀切地關掉這些企業會帶來一些副作用。國家該如何統籌安排？

鄒驥：節能減排的步伐要區別對待，要分類指導。峯值管理也要先從這些發達的城市，經濟實力比較強的，產業結構調整已經和很迫切這樣的城市開始。不能説全國一刀切。但同時這裏存在一個產業轉移的問題。向西部轉移，中部轉移，你不能把污染問題簡單地轉移過去。那邊產業接收也要有門檻，要設置好環境能源的匹配。

所謂產業轉移，不是原來那些設備簡單的轉移。轉移過去由那邊來生產，那麼環境門檻要高，設備的水平要高。新增的投資標準要嚴，是這個意思。經過一個批次的轉移，依然有鍊鋼、鍊鐵的，依然有水泥生產，但是在中西部環境標準會更嚴。但是可能也有一部分產能轉移到國外比如東南亞去了，這也有可能。但是都需要升級。不能簡單把污染企業都給轉走。這是大的趨勢。

另外，為什麼説要量力而行呢，目標過急過快，欲速則不達。淘汰落後產能可能會有人下崗，造成社會不穩定。要幹好兩件事，第一，社會保障，我們的社會保障很多地方還很薄弱。另外要做好培訓，安排新的就業機會。這些都得做大量工作，這是前提。如果這個工作不做，就任由他下崗，那當然會鬧事。所以這是一個系統工程：當淘汰落後產能的時候，得想好這些人怎麼安排，有什麼新的產業新的投資，能夠安排他們就業。

政府要拿出一筆錢，包括社會上融資一筆錢，來讓他們過渡。過渡石油成本的，得有人去支付這個成本，不能簡單化。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政策，但如果過渡做好了，我們產值在上升，收入在上升，污染排放也少了，能耗也少了。對我們自己也有好處。所以方向應該是堅定的，只不過要把過渡過程精心設計好。

觀察者網：您剛説過渡的過程，有些經濟學家也説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也要給他們打麻藥，不要太疼，不要產生很多社會問題。那如何來做好這個過渡，這個錢從哪來？

鄒驥：從中長期來看，我們説搞環境保護、低碳發展，還是要發展，收入得提高，不是説不發展了。我曾經在幾個地方提這個觀點，即我們的減排，不是以蕭條為代價，而是要帶來新的繁榮。

所以這是解決你説的問題的根本之道，通過發展提高收入，不是説不掙錢了停留在那兒了。只不過掙錢有道，發展路徑創新了，而不是説不發展。所以我們的目標都是伴隨着繁榮的，都是寄希望於一個長期的繁榮。只不過把結構調了，把要素投入的組合調了，如果從整個國家國民收入收入都在提高，我們就會有更的產品和財富，去加強社會保障，去安排培訓，解決結構型失業的轉軌培訓。提高人力辦教育，提高人的資本、人的素質，這樣職業轉換也更容易。短期內要有一個政策，一是不能操之過急，要有組織有步驟的轉。而是要準備好足夠的資金。

錢從哪來？一是從不斷增長的收入中，通過税收，企業的投資，居民的投資等。

當然也包括PPP，不能都指望政府砸錢，政府的錢很有限。這應該是大社會財富集合，應該有很大回旋餘地。

經濟學講的就是資源的配置。現在我們就是在整合，不要過多去佔用環境資源，過多去污染去浪費，讓自己的經濟更節約、更有效率一些。當然講起來很容易，實際要做則需要每個部門、每個地區都要有精細、系統的安排。我們面臨的其實是全球範圍的一場革命。我們及早意識到這一點，不要錯失良機。

為什麼我們中國現在自己要做？是因認識到裏面是有機會的，並且你不做就要落伍。就在地球上沒有你的位置，沒有你更強有力的優勢。我們要形成這個優勢，所以是從這個角度來認識的。而且技術發展很快，我們上海外高橋三號煤電廠，它現在能效已經做的非常好，全球都領先。發一度電才270克煤，這在過去不可想象。現在江蘇的泰州電廠準備要達到250克煤，這都是革命性的。我們承諾，非化石能源到2030年比重要達到20%，目標確實很高，但是一旦達到，不會影響我們日常生活。該洗澡洗澡，該開電動汽車開電燈汽車。該幹什麼幹什麼，甚至乾的更多，但你用的能是太陽能，不是煤，是風能。人類用總要使用能源，要改變的是使用何種能源。（觀察者網 王楊 朱新偉/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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